1. 

人应该有道德的活着

——从“范跑跑事件”说开去

1.人应该有道德的活着：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人有两种属性：自然性和社会性。自然性（也可以理解为生物属性）是人的基本属性，是与生物性相一致的属性，像求生、求爱、求性等等行为和需求就是生物性。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区别与动物的属性，人伦道德、社会准则、党纪国法是包括在人的社会性中的。从“范跑跑”的个人言行来看，“范跑跑”只发展了自己的生物性，强调了自己的生物性，没有发展自己的社会性，或者不具备社会性，忽略了社会性。这在人格发育上是有缺陷的，在行动上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只保留着生物性而没有社会性的人，是只具有兽性而缺乏人性的人，是应遭到社会唾弃的，为自己“生物行为”津津辩护的行径更应受到嘲骂，起码，人应该有道德的活着。

2.人应该高尚的活着：这应该是社会弘扬的主旋律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在社会中每个人尽到自己的应尽的社会责任，社会也应对其善与恶有所回报，这就是道德回报的问题。在突如其来的大灾面前，人有趋利避害的自然本能，但更有肩负的社会责任，在道德选择面请会有不同的选择，所以就有不畏生死保护学生的教师，不辱党的宗旨的党员干部，捍卫卫士使命的解放军战士；但也会有为自己大言不惭辩护的“范跑跑”之流。社会会对两类人物做出客观的评判，弘扬正义的主旋律。灾难面前，当你处于道德良心和道德原则，舍弃个人得失做出超功利的选择时，你就是“善”的，社会就应进行褒奖，弘扬这种“善”和“美”；当你抛弃了道德原则，只从个人得失出发做出私利选择时，你就是“恶”的社会就应进行贬斥，鞭挞这种“丑”和“恶”。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有种族生存发展的环境，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人不光要有道德的活着，还应该高尚的活着，这也是人活着的一种境界。

3.人要有职业追求：教师应捍卫自己神圣的职责

社会需要道德规范，教师要有职业精神，人民教师更有这个责任培养学生树立这种规范！“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但有两类人在大灾面前捍卫教师的尊严方法和结果不同。一类人是像谭千秋、张米亚、瞿万容、杜正香、何代英、蒲斌、向倩、袁文婷等老师，他们在地震中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用生命捍卫了教师的尊严，为学生传承着生命的真谛；另一类人是如“范跑跑”等人，用自己逃跑的实际行动为学生标榜着什么是“师”，应树什么样的“范”。教师职业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教师的言传身教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它是一个高尚而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事的职业。它不光需要教师有渊博的知识，更需要有高尚的品德，教师的职业需要有职业精神，更需要有持守和捍卫教师职业的精神。对于“范跑跑”之流，如果是普通人之举到还有情可原，但对于教师就是要“天打雷劈”的，毕竟教师应该是道德的楷模。所以，我赞同网友的意见，把诸如“范跑跑”之类的人踢出教师队伍。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为了正义和德行而死时，是那么坦然，永远让人敬佩。他把人类的卑鄙丢得一干二净。于是我想到，“范跑跑”为什么受到大家的谴责？是他犯了什么大罪吗？好像不是。连损人利己都谈不上，只是他在关键时刻，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他也不懂得什么是高尚和卑鄙，甚至为卑鄙辩护。我想他还可以这样卑鄙地活着，随着大地震苦难事件的远去，没人会说他什么了。假如他不懂得什么叫自责，他还可以当他的好丈夫、好父亲，就是不能当老师。正如一个网友所说“我也是一名教师，在一次上课的时候我随口说：如果在大地震时，我绝对不会第一个逃出去；用我的生命保护学生，我也做得到。学生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没有理由选择卑鄙！”是啊，因为你是老师！

2. 

从汶川地震浅谈社会道德问题

                       ——“范跑跑”事件而感

一、“范跑跑”事件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关于“社会道德”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争论。牵引出这样一个题目，是网络上对范美忠的评议引发了自己对这次大灾里中国社会道德现象的一些想法。5.12地震发生的时候范美忠丢下了学生一个人跑出了教室,并在天涯上发帖《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文中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在地震时所做的一切以及过后的心路历程。据描述，范美忠当时正在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上语文课，课桌晃动了一下，但范根据对地震的一些经验，认为是轻微地震，因此叫学生不要慌。但话还没完，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猛然向楼梯冲过去。”后来，范美忠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等了好一会才见学生陆续来到操场，随后他与学生有一段对话：

范：“你们怎么不出来？”

学生：“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

范：“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

接着，范美忠对一位对他感到有些失望的学生说道：“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

范美忠写道：“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这些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论坛上炸开了锅。

在惨重的伤亡和损失面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脱离在道德上的被检视。在中国社会里，作为受灾者，作为救灾者，作为相关者，作为一般的民众，他的言行，都曝露在社会的视野之内，折射出中国社会道德现状的前景色以及它的背景色来。在这次大灾里面，最感动人心的地方，是中国社会体现出的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图景，中国社会整体上接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道德的洗礼，而施洗者正是我们一个个的普通人。我的感觉是，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表现得像是一个家庭，我们以前课本上，媒体上常常宣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一次，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物和教化的工具物，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含义。在这次事件里，别人不再是他者，而是共同者，基于相同的道德情感，基于人道和同情，人们贡献自己的一小份力量，去共同达成一个较大的目标。如果说，以前我们会很遗憾的感觉看不到彼此，会为社会上这种情感的荒漠感到无助，那么这一次我们则可以高兴的说，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彼此，我们彼此间存在一份共同的情感，而这份情感使我们对于社会可以怀抱有一份信念，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哪怕这次事件过后，我们又恢复以往，起码我们知道，现实并不像它表现得那么僵硬了。这是大灾留给社会的一份遗产，大灾无情人有情，灾情过后活着的人更要建设将来的生活，任何灾难都压不夸中华民族的脊梁，挡不住民族前进的步伐，我想这些话语已经都深深在我们脑海中打下印记，凝聚了社会的人心。

二、汶川地震中的道德体现

5.12中国汶川发生了空前骇世的大地震，这一灾难紧紧地牵动着海外每个华人的心。我们是在流着泪收看每天的赈灾新闻报道的，每个人都为在地震中被夺去生命的同胞而悲痛，为地震中失去的孩子而惋惜。也为在地震中那些见义勇为，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各色英雄们的义举而感动着。在全美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纷纷发起支援灾区奉献爱心的各种募捐活动。一元元美金呈现了海外华人对同胞们血浓于水的一份份爱心。有次在捐款中看到一个只有六七岁的小孩跟着妈妈捐款，待妈妈捐完后她突然从她的小口袋里掏出一枚25美分的硬币投进了捐款箱，这一幕很是感人。

但在这期间出现了一个与抗震救灾极不合拍的“范跑跑”事件，使我们感到很震惊，实在想象不到在一个崇尚精神文明的国度里竟有这种丑事出现，且还在不断地发烧，实乃奇大怪象；第一怪是那个范跑跑竟能在地震来临时全然不顾学生们那惊恐无助的眼神，舍弃了正在接受他教育的学生而独自逃命。第二怪是他逃出来后不仅不为他“一时的求生本能”的行为感到愧疚，竟还恬不知耻地夸夸其谈，说这是他追求自由和正义的人性理念。第三怪是不知凤凰台的哪个别有用心主编推波助澜竟还邀请这个道德如此的人到凤凰台去作客，并向全世界畅谈他对“自由与公正”的“歪曲”。                              

我的确感到奇怪，但并不会困惑。我为以你范跑跑为人师表而感到失望。从小，我们的学生都对老师有着绝对的信任，这个信任会使师生之间没有了距离。但是，这件事过后你认为你的学生还会信任你吗？如果没有了起码的信任那学生还会向你学什么呢？那些同情他的人竟说什么；教师不一定有救助学生的义务。且不从道德上论，其实这也是一种很无知的说法，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即是未成年人就必须有监护人。家长的确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可一旦家长把孩子交给了学校，监护的责任其实已自然地移交给了老师，在学校老师绝对有保护学生的责任与义务。

 我们崇尚伟大，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并不一定伟大，我们也存有自身的懦弱与缺点，我们可能还不完全具备“一颗红心为人民”的高尚，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一定会具备符合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

面对温总理“先救孩子”的指示；面对那些不顾自己安危拼命用身体挡住变形的门积极疏导学生尽快脱离的你范跑跑的同行。面对数不尽奋斗在第一线那平凡的英雄们的事迹。包括为我们搜寻了32个人的那条可爱的但不幸壮烈的警犬。难道你范跑跑连一点点的人性感悟都没有吗？

范跑跑虽然大言不惭地能说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其实在我看来你所谓的人性根本是无道德的。还记得你率先逃出来后对学生们说的那句话吗？“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只能说明在范跑跑的脑子里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已荡然无存。         

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再被亵渎，请范跑跑闭上你的嘴巴。因为你不配说自由，你不配说公正。正如一个美国人讲的，中国的老师如果都像你范跑跑这样，那这个国家的教育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                                                                                                                                                                                                                                              

说了这么一大堆，无非就是想说，对于逝者的尊重，对于苦难者的关怀，对于弱小者的同情，或简言之，可说是人道价值，就是一种基本的人性体现了。其实何止人类如此，某些社会性的动物，也有照顾弱小的行为，如象群，遇到猛兽袭击，则将小象围在成年象的圈子内，就是例子。兽尚有兽义，人具有救死扶伤的人道，互相彰显。从深处说，这种同情心，就是基于人们具有相同的感受的功能，因此我们常听到报章上用“感同身受”这个词语，无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他都知道痛苦的滋味，所以才会想到去安抚痛苦，这也得益于人类社会的教育之功，所有的教育，都是要人们去帮助受苦的人，而不能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种共同的人道观念，也使得人们在帮助弱小之余，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                                                                                

所有在大灾中，以各种形式捐献了自己爱心的人，都体现自己对人道价值的认同，都反应出一种道德心来。这在我们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全民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都积极为灾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点心力，期间更是有许多的感人事迹。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时常讨论起美国佛州发生的卡特里娜飓风，像我国的这种全民援助的情况在美国并没有出现。这固然是美国的保险业比较发达，其理赔的数额高达600亿美元，是911的2倍，在加上美国政府提供的2000亿美元的援助经费，基本可以满足灾区的资金要求。但从资金以外的方面来看，灾民还需要大量的即时的衣食之物，而这就不是短期内能够筹备的了。而在我们国家，国民不但捐款，更捐献大量的食物和衣物等急需用品，对于灾民的即时安置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就想，大灾中我们的这种温情社会，怕是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所不及的。如果说以前，我们老觉得自己找不到可以和美国相比的东西，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说中国全民体现出来的慷慨精神和互助观念，的确震撼了不少西方人。

全民的这种道德感本来就基于一种共同共通的绵延恒久的人道价值，本来就是深植在我们心中的。但是，假如政府，作为主要救灾者和组织者不是在第一时间公布灾情，将信息以未有过的速度真实公布给社会，假如政府采取一种封堵信息的策略来降低大灾的社会影响，假如政府不是在第一时间就能组织起来抗震救灾的指挥部前往灾区实地指挥救灾，那么我们社会对于这场大灾的反应就可能会出现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因为政府对灾情态度的不明朗，会使社会上民众产生心理的疑虑。幸运的是，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决断以一种正常思维面对大灾。因此，从灾情发布，到救灾人员调遣，到募集社会捐助物资，再到接受国际援助，进行的都比较高效。这不但对于抗震救灾是理性务实的决策，对于安定社会民众，将社会民心全部转移到支援上面来，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为政府赢得了民心，赢得了信任。在这次救灾过程中，政府行为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顺应民意，积极高效。这不光表现在前期第一时间组织救灾行动上，也表现在随后的出台的各项政策都能快速反应民间的声音，如民间对于救灾款物的使用上的质疑，对于灾区可能存在的劣质教学楼的质疑，政府都及时予以了回应，而没有置若罔闻，这些无疑都受到了民众的认可。整体而言，政府在这次救灾过程中的行为，是负责的、及时的、高效的、周全的，国家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更是在第一时间都走向抗震救灾的一线，安抚群众，激励抗灾将士，以亲民风范为政府树立了形象。诚如温总理所言，抗震救灾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政府正是以这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对于政府一方的道德观察，我们更多的看到政府的透明公开和积极作为，这既继承了中国政府长久以来的军民一心的传统，也顺应世界时势和民间愿望起了一些新变化，可以说是“大有为”。

道德的力量在受难者身上看的最清楚。我们为那逝去生命祈祷。特别是那些因为地震而丧失生命的幼儿园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在灾难面前，面对那沉寂的黑暗，我们无法预料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无助，我们无法替他们分担一丝的痛苦，我们看不到他们的面庞，但我们却仿佛听得到他们生命的小花轻轻凋落的那声叹息，我们已经再不能知道在这些逝去的生命中，蕴藏着如何的能量和智慧，他们曾经的欢笑和忧愁，他们的憧憬和梦想，已经如一片云彩那样轻轻的飘散了，不留下多少痕迹，他们留下的那份回忆，将成为他们的父母、同学、老师永远的心伤。他们的生命之树已经摧折，但灵魂的悲歌却注定要久久回响。为他们祈祷。在灾区数以千万计的灾民，他们中许多在一瞬间失去至亲，巨大的苦难加在他们身上。苦难无法分担。突如其来的灾难，夺去的是生命，更是希望，是承诺。大灾把父亲夺去，把母亲夺去，把丈夫夺去，把妻子夺去，把儿女夺去。这些至亲是很多人活着的信念的源泉，但一瞬间已经不可触摸。大灾把才华横溢的学生夺去，他们那多少次与自己谈心的样子，他们那银铃般的笑声，他们对于未来的痴迷的遐想，怎么能够就这样湮灭？大灾夺去自己的挚友，那多少次在草地上聊天，那彼此分担忧愁的日子，那共同讨论问题的日子，就这样永远只成为回忆了吗？那生者，在这份空茫中长久的思索，得不到答案。愿苦难增强他们的意志，愿他们经过苦难的长考，生命淬炼得更加精纯。

即便没有那么多的感人事迹，灾区人民对灾难的承担本身就是人类顽强意志力和韧性的体现。最高的道德，在于它能体现人类的不屈和尊严，体现人生来就不是被打败的高贵。灾区人民在精神和身体都受到巨大创伤的时候，依然与救援人员和军队一起参加各种救灾活动，帮扶遭受灾难的其他乡民，不分彼此，不分生疏。工人开始组织和恢复生产，教师开始复课，农民则开始赶着收割和播种作物。大灾停止的那一刻起，灾区的人民已经逐步开始灾后的回复工作。当救灾过去后，他们将用他们的双手，背负生命的寄托，在亲人埋骨的地方，建设他们的新的家园，平复他们的心伤。

但还有那么多的感人事迹。当大灾来临时，灾区人民不仅仅是惶恐，更有镇静的受难者。“借我一双翅膀，给你去飞翔”，那位老师，以自己的微躯，为学生架起生命的围栏，你的一双翅膀，守护的不仅仅有你挚爱的学生，更是一个人民教师的心灵。“孩子，如果你活着，我希望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这位母亲临终编辑的这条短信，不仅仅将自己生命的信号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更将无言大爱传递给了我们每个人，那是共同的关于母亲的记忆。对于同样身为灾民的范美忠，他的所言所行，让我们无所适从，如果教育的结果都是产生一架架精算装置，那究竟是一种可悲？还是一种幸运。个体的生命固然可以大概率延续，但人类从来就不是以一个个的个体生命而存在着的，也不以优胜劣汰为存在法则。请范美忠之流三思。

三、结语

    这次汶川大地震留给了我们太多的震撼和感悟。汶川地震是一场惨烈的地震，是一场考验人们良心的地震。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了一次道德的洗礼。正如外国媒体所说：“中国人在这次大地震中真正成熟了”。是的，我们中国一个国家整体的道德素质在这次大地震中被提升了。我们真正的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懂得了道德、珍惜、回报和“感同身受”的真正含义。

   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 的节目上，郭松民先生面对“范跑跑”事件的主角范美忠先生，难以按捺住心中的怒火，暴跳如雷，言语之激烈，尽显激愤之情。事后被安上“郭跳跳”的贬称。对于郭松民先生在凤凰卫视上的表现，以及这一表现所引发的不良后果，我不想评论。我只想说郭先生不是在做戏，不是想以此来获取公众的关注，他的表现完全是一种情动于衷。郭先生是嫉恶如仇的——这一点从临场的表现可以看出来，他所嫉的“恶”，就是范美忠那种不把放弃职责视为耻，反而千方百计为其寻找合法化借口的表现。这种“恶”该嫉，也必须嫉，此“恶”不嫉，社会道德正义何以维持？人间正道何以维护？因此，社会需要“郭跳跳”的“跳”，也需要“郭跳跳”的怒火。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道德正义得以维护

    具体到“范跑跑”言论事件，作为地震灾害的受害者，在震后将其在其后被认为“无耻”的言论披露出来，并且引起较大争议——之所以说是“争议”，是因为有同情“范跑跑”言论存在——范本人还在电视上露面，尽管许多人对其口诛笔伐，甚至还一定程度上形成语言暴力，但总体上而言，仍属于良性范围之内。应该说，对少数人的不同言论的宽容，使其言论具有一定的存在空间，这也是社会正义，是社会正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另一个角度上说，社会具有千夫所指而不夺其志的宽容气度，伦理的正义价值更高。

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都江堰光亚学校的校长卿光亚先生，他说校方不会开除“因言获罪”的人。“言论有不正确的地方，可以批评、教育、讨论。”卿光亚说，他认为范美忠是爱学生、爱职业的，很多学生在事后仍表示希望学校不要开除“范老”。卿校长说，如果范美忠的言论伤害了大家的感情，道歉就可以了，不需要开除。卿光亚是站在学校校长的立场说这番话的，学校，是育人的场所，学校不仅需要培养学生，同样需要培养教师。正因为如此，学校需要有一种大爱精神，爱惜人才，宽厚待人，允许犯错误，也允许犯错误的人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只有以这样宽厚仁爱之心，才能育好人。所以，卿光亚这个校长当得不错，他的下属处在这种千夫所指的当口，他能站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的下属挡风遮雨，这就是一种大爱。因为他知道，即便范美忠有千般不是，在他在行为上（除了在博客上的言论）并无太多的不当，他仍有为人的权利。

当然，卿光亚如果不是站在校长的立场，而是站在另一个立场，他可以选择以冠冕堂皇的语言，严厉谴责范美忠，当众宣布开除范美忠，来迎合大众舆论的需要。这样做，对他来说不会有什么风险，甚至还会获得赞誉。但卿光亚却选择了一个与大众舆论为敌的立场，让许多人对他充当范美忠的保护伞而愤愤不平，因而，他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二个千夫所指。应该说，作为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当他看到范美忠的言论受到铺天盖地的指责这样的情形，应该是能想到他站出来说出上述那番话，得到的一定不会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差不多同样指责。如果这个判断符合实际的话，那么，为什么他没有按趋利避害的常理行事，偏偏选择与千夫所指的大众舆论场相左的立场呢？答案应该是，他在坚守自己作为校长的操守，校长就是校长，而不政治家，因此他判断可以不为舆论所左右。所以我说，卿光亚这个校长当得合格，正是因为他对自己职业操守的坚守，使他自己成为在我们这个盛产政治家式的校长的国度里的另类。

幸亏是卿光亚校长的这种坚守，因为它的这种坚守，是守住了社会道德正义的另一面。因为不管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社会的道德正义都不能以剥夺生存空间和思想空间为代价。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人们对不同言论和不同行为的容忍度，也就成为社会文明的一种衡量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卿光亚校长！

    在我所居住的城市，有些医院对专家门诊有挂号的限量，有的就没有，其结果成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限制专家门诊挂号的，有半夜钱去排队挂号的，因为迟去了，就挂不上号；不限制专家门诊挂号的，病人成堆，一个医生一个上午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病人。有一位著名的老中医，每周二、五两个上午坐诊，限定挂号100个，前来看病的不仅是本市的人，甚至有从邻省赶来的，有的是半夜一点钟前去排队挂号的。所幸的是在我的城市里，专家门诊的诊费大都仅比普通门诊贵几块钱。不过，几家较为著名的大医院，专家门诊也好，普通门诊也好，看病不排队几乎是显见的，常常是要花上一个上午的时间才能把病看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病人？其实原因很简单，许多病人是从城市的周边地区赶来的。

   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叫《春苗》的电影，是反映农村赤脚医生的。那时候，农村既贫穷又缺医少药，赤脚医生便大行其道。所谓赤脚医生，是指那些并未受过系统训练、仅粗通医理且可以为当地人们治病的农民。赤脚医生是时代的产物，是资源短缺时代的经典写照。改革开放几十年后，资源短缺时代早已宣告结束，因此，赤脚医生作为历史的产物，也已不复存在。

    尽管资源短缺时代已经结束，人们虽然不再需要像需要赤脚医生那样过日子，但看病难的问题依然没有根本的解决，人们似乎永远要与资源短缺为伴。仔细分析，却发现这里便有很大的不同，或者说相同中存在着大不同：所谓的相同就是短缺，所谓的不同就是短缺的内容。或者可以这样说，就供求需要而言，看病难是永恒的主题，但资源短缺时代短缺的是医药的基本资源，也就是说农村缺医少药，所以需要赤脚医生；而现在的短缺，短缺的是“好” 的医生“好” 的医院，即优质资源。优质资源的短缺不仅是社会性的问题，而且是世界性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人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差别，因为这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而差别是产生优质资源短缺的根本原因。就社会的发展而言，优质资源的供应总是不足的，而人们的需要却是无止境的。这是一道无解方程式，这既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悲哀，同时又是我们的乐趣。

  一、来信

别让灵魂赶不上我们的影子

  今天看到一个女记者结束生命的事，感慨良多。去年，我的一个朋友也选择了结束生命，他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在别人眼里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其实很多人都有孤独、迷惘、甚至想到此为止的念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这个勇气。知识分子，尤其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往往会给自己背负着一个沉重的理想，当他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鸿沟的时候，失望是很自然的。

人往往会跟人比，我在跟这个清华的博士比的时候也自惭形秽。他是一直读下来的博士，比我年轻，而且一毕业就进入了非常好的公司工作，妻子在读心理学博士。从我的角度看，实在不知道能有什么想不开的，但他的病历明确地告诉大家，他有很严重的忧郁症。但象我这样的庸人，往往会看还有比我更不如意的，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洗洗睡了，而对自己的理想很坚持的人，要不就继续与现实冲撞下去，要不就选择结束生命。其实，即使象我这样不是知识分子的俗人，也会时不时地有朋友发信过来，叫我注意生活与事业的平衡，也就是BALANCED LIFE。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呢？是平衡的生活，也就是说，除了赚钱以外，还要注意到自己的家庭、朋友、爱好等等。如果我告诉你我每天工作14小时、回家跟亲人说不上几句话，你觉得我的生活平衡吗？好在我不是这样。

我一直觉得业余时间在家陪亲人散步、看电视、给亲人做饭是最大的享受，因此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是平衡的。

但前天我读MBA时候的同学发来的信还是叫我感慨不已：在一个著名的寺院里，住着一位非常有道行的静修道长。他每天都要在傍晚 6时去喂他的狗。他的狗的名字很奇怪,叫做“放下”。每到日落时分,静修道长就为 “放下”送饭了, 嘴里还一边呼唤着: “放下！放下！”小弟子觉得很奇怪,就问道长: “为什么要给狗起这个奇怪的名字,人家的狗都叫阿黄、来福什么的,为什么您的狗叫 ‘放下’？”静修道长不语，让他们自己去悟。小弟子就观察老道长，终于发现：每天当道长别喂完狗后，就不再读经书，到院中打打太极拳，散散步。小弟子到道长面前，诉说了他们观察的收获，老道长微笑地点点头说：“你们终于明白了。其实我在叫狗的时候，其实也是叫自己‘放下’，让自己放下许多事情。因为人们不可能在一天内做完所有的事情，你只要将一天中最很重要的事情做完就已足够了。

在人们越来越习惯动辄高呼残酷竞争时，其实学会“放下”的意义就越大。正仿佛当你自学遭遇灭顶挫折时，不妨手搭凉棚，你一定会发现：天并不会塌下来。这并不是不求上进，恰恰在于懂得放下的，才最终会赢；而整日忙碌不休的人，收获的往往只是焦虑和疲惫。

就在今天，在我看到这位女记者的事情之前，我又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支西方的考察队深入非洲腹地考察，请了当地部落的土著人做背夫和向导，由于时间紧，需要赶路，而这些土著人很吃苦耐劳，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物资依然健步如飞，一连三天，考察队都很顺利地按计划行进，大家都很开心。可是第四天早上，考察队准备出发的时候，土著人们都在休息不走了，好说歹说就是不愿出发。队员们很奇怪，这几天大家相处得很好啊，是不小心触犯了他们还是要坐地加钱？这时，土著人的头领解释道，按照他们的传统，如果连续三天赶路，第四天必须停下来休息一天，以免我们的灵魂赶不上我们的脚步。这个现代人也许看来很难理解的解释，让我很受触动。我们的生活太忙碌了，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我们日复一日地在赶路，以至于我们很少停下来思考一下，就不断地被很多东西推着走，或者追逐着眼前的东西而去，而我们的灵魂早已落后在我们匆匆赶路的身影后面无影无踪。没有了自己的灵魂，我们的生活就交给了外物去控制。又到了一周，我们是不是也放缓脚步，等一等我们的灵魂？

特将此文致给忙碌工作的我亲爱的朋友们、同仁们，辛苦之余，别忘了也歇歇！

二、我的回信

1.“放下”不是对所有人说的话，而是对那些放不下的人说的话，尤其是对那些什么都想得到的人。对那些雄心远大、整天逐利于市逐名于朝的人，要他们将自己放置于普通人的位置上，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而对于诗人和哲人来说，放下就意味着平庸，平庸就意味着失去存在的价值。对他们来说,“不自由，毋宁死！”所以，诗人很容易自己谋杀自己。哲人常常孤独异常，因为他们说的话常人都听不懂，常常以为他们是神经病，是疯子。所以他们孤独，寂寞。成为诗人和哲人，就注定他们终身不会有多少朋友。这一点，诗人的要求更为严苛些。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灵魂赶不上身子、影子，而是身子、影子永远赶不上灵魂，他们永远与普通人永远隔着一堵墙。但他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先知。因此，对他们是不可以用功名利禄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对这些人，永远不要用好死不如赖活来规劝他们。他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做人类灵魂的导师的，如果说话没人听，他们宁可选择死亡。

2．对于普通人来说，追逐功名利禄是他们的本分，他们的真正灵魂，是靠功名利禄支撑起来的。所以，离开的功名利禄，他们就成为没有灵魂的人。世界就这么奇怪，功名利禄诱使人们创造世界，人们在功名利禄的驱使之下，把这个世界打造成人的世界。但功名利禄心太盛了，又会因人欲横流而任意安排任意改变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面目全非而找不到回家的路，最后毁掉他们辛辛苦苦经营的世界。所以，对有些人说放下，对另一些人朗诵《兰亭集序》,是能够起到一些平衡的作用。

                          林双川

今年适逢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大门30年，中国当局酝酿大规模高调纪念活动。地处海峡西岸、面向台港澳的厦门大学，籍由纪念恢复高考30年之机，邀集77－78级入学校友在2008年元旦期间重返母校参加聚会，掀开了中国大陆纪念改革开放30年序幕。从时间段看，此举堪称打响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第一枪！

厦门大学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改革开放30年，使这所由当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私立大学，迅速发展壮大为真正的“南方之强”。

创办于1921年的厦门大学，在东南亚一带一直享有崇高声誉，分布台港澳地区的厦门大学校友众多。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标志性人物的数学家陈景润就是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生。陈景润的名字随着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整整影响和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一代中国人。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大学凭藉地处特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优势，抓住机遇，埋头发展，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取得快速发展的惊人成效。77－78年入学的文革后大学生学有所长，在各个领域都涌现一批拔尖人才。                   

据校方统计，1977－1978年入学大学生2300名，今次回校参加聚会的达到1558名。不少海外校友特意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世界各地携妻带子返回参加聚会，可见厦门大学学子对母校的一片深情。

在各系为单位分头召集的师生见面会上，当年的教师绝大多数已经退休，白发苍苍。师生共话当年，不少人仍难以抑制激动心情留下热泪……不少同学拿出珍藏30年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以及“毕业纪念册”等，有的老教授拿出当年亲自手刻蜡纸印刷的“教科书”；有的老师情不自禁回忆当年参与高招工作那个幸福而难忘的时刻，当众公布了留在笔记本上的3个78中文系同学的高考各科原始分数……

整个纪念活动从12月30日到1月2日，渐次升温。各项活动安排井然有序而丰富多彩，展示了厦门大学超一流的统筹策划和组织能力。

岁月如歌，青春无悔。作为77－78级大学生群体，不少人这次是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一起返母校参加盛会。不过，无论来自天南海北，无论官员百姓，作为大聚会参与者，所有人的身份都只是一个“同学”！笔者见到，所有与会者全部“隐去”官职：无论是与老师见面还是大会场面，同学介绍身份只精确到“某某单位”，具体职务一律略去。就连到会的中共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先生，也是以“立峰同学”身份与会；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朱崇实，也是以“厦门大学77级同学”代表身份出席发言……有识之士指出：“平等参与，是这次同学大聚会成功的另一个标志”。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校方组织的3个大型活动给人印象深刻：

一是1月1日的大聚会“现场访谈”，将原来由11个系同学代表书面发言变为现场电视采访直播：由厦门电视台资深主播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女副教授联袂与各系代表的“面对面”访谈别开生面。78历史系校友、凤凰著名主持人杨锦麟等11个同学亿往事、讲当年，精彩故事一个个浮现。77中文系同学首次披露：他作为生产队长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杀猪庆祝”；77外文系郑启五教授讲述了他从厦门大学学生食堂炊事员到厦门大学英语系学生的高考历程……耗时2个多小时的访谈，台上台下始终欢声笑语不断，打破了大会发言的僵硬模式，实现了严肃政治话题与娱乐形式的结合，不愧为大型纪念会一个创新模式。

二是大礼堂前的全家福合影，场面浩大、规模空前。近2000师生会聚厦门大学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建南大礼堂”前的上玄场，大合影充分展示了厦门大学师生的深情厚谊，凝聚了30年光阴的永恒纪念，意义深远。

三是大聚会联欢晚会。12月 31日晚上的纪念和迎新晚会高潮迭起！各个系都推出代表作品参加联欢活动，歌舞、合唱、舞蹈、相声、武术等相继推出，持续到午夜时刻……其中由原班人马组合的当年厦门大学艺术团保留节目——印度尼西亚舞蹈《伞舞》，再次掀起高潮。20多年过去，那熟悉的旋律、优美的舞姿，再次展示了77－78 级同学的青春激情，唤起了无数同学对校园时光的美好回忆。

作为改革开放一个标志性符号的“77－78级”大聚会，厦门大学举办的这个活动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厦门日报》等福建媒体给予配合，刊发了大量图文并茂的纪念专版专栏。舆论认为，这不仅是一次回归母校联络校友、师生感情纽带的历史性大聚会，更是歌颂纪念改革开放30年、见证、检阅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空前集会。

    自2006年11月开博以来，得到许多朋友的支持和捧场，我可能是个较懒散博客写家，基本不能做到每天一日志，但总体上来说，三五天会更换一次日志。尽管期间也有因事而休博一个月，但像此次，两个月期间无声无息，甚至都很少上自己的博客，还是第一次。惹得朋友们见面老问“最近怎么没见你的新博文？”不知如何应对这样的提问。尽管我有理由，但像这种占据一定的博客空间而就不上博也不写博的做法，我自己也对自己不满意。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博客是个相当个人化的东西，但它又是个向外开放的空间，因此，它还是应有一定的义务感来约束的。因为你写博以后，就会有一定的读者，这就构成了你与他（们）权利义务的关系，你必须坚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但是，写作又是个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它与个人的情感体验密切相关。写作的动力的产生往往受制于客观原因，譬如，心态不佳可能是因况境并不如意，内心过实缺乏某种写作需要的空灵可能是由于近期杂事太多，等等。最近这一段时间，因自己被这种杂事羁绊，常常陷入想写作而无冲动的境地，所以，尽管早就想尽快结束这种长草的局面，却迟迟不能动笔。今天在此，终于想到了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向大家道个歉。因此有了以上的文字。

    相比较起五年前，中国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就整体而言，社会性的解决物质生产与物质需求的供求矛盾的急迫性让位于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建设和人们内心平安和谐相处的社会建设，或者说，至少后者与前者已具有同样迫切的的位置。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社会最急需解决的是解放生产力满足十亿人民吃喝用穿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初步得以解决之时，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就企业而言，卖方市场决定了企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生产；当产品的供应趋于饱和，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生产的越多已不再决定企业的况境是否越好，企业的管理与经营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换言之，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发展，社会利益调整所牵动的面也就越大，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专业性也就越来越强。如果所，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翻身作主人，唤起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的激越之情，改革开放之始是农民的生产与自身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激发起人们潜藏的劳动热情，那么，在当今，已再难有一项社会制度的安排、一个政策的实施，便可以激发全社会人们的热情的现象发生。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利益分布较为多元、社会现象较为纷繁复杂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个理性的社会，激情已退居幕后。从政治的角度上讲，现在是强调“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社会，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

     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文社会科学是可以比以前发挥更大的作用的。人们以更大的热情投诸于市场，各种经济交易频繁发生，产生了对经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巨大需求；在利益的交换中，各种利益的冲突的出现产生了对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巨大需求；在社会的进步推动下，使人们拥有更多的收入和闲暇时间，产生了人们对文化、道德的巨大需求；等等等等。是否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起上个世纪80、90年代，可以为这个社会的人们做更多的事，人们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有基本不太需要，转变为有所需要。也许，这一点正是十七大领导集体的产生给我们带来的某种启示吧！

    作为大学的文科教师，所培养的学生主要的当然也是文科，因此当然也忧心于文科的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措施，当然是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需求。只有当文科被社会真正需要时，文科的时代才会来临，文科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有更多的机会为这个社会服务。不知我们离这样的机会还有多远？

    在过去，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关系，就是一种师徒关系。那是研究生数量少，每人一年只带一个，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非常亲密，常常就像家庭成员一样，导师家里有什么活，帮着干，有什么吃的，跟着吃。到后来，研究生多了，过去那种师徒间的亲密关系有所改变。研究生开始在背后称导师为老板（大都为理工科），不过，同门之间，他们还是以师兄弟相互称呼。

    要说导师对研究生，其感情要比本科生深得多，所倾注的心血更多。在一定程度上，导师是将研究生作为自己的作品在塑造，所以，这种训练一定是全面性的。就以我自己来说，我对研究生从来就像自己的子弟一样，说话从来不讲究客气。他们对我，也像对待他们的长辈一样。我感觉，跟研究生这种没有血缘联系但却有一定的亲情的特殊关系，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我与他们相处，非常自然，感觉非常好。所以，研究生要结婚了，就像自己的儿女要结婚一样高兴。

    祝福她们！